2019年4月，楊軍在陌陌上認識一個名叫王小可的女網友，兩人聊得很盡興，便嘗試約該女子見面。對方爽快答應了，約定在某廣場見面。楊軍按時到達，與王小可聊得很開心，隨后與王小可就近選擇了一家餐館共進晚餐，楊軍大方的點了果盤、紅酒、牛排等，買單時居然要4000多，為了給王小可留下好印象，楊軍沒有太多猶豫。王小可見狀開心的和楊軍又聊了一會，隨后便以家里有急事為由先行離開了，從此消失在楊軍的世界里……

事后，楊軍越琢磨越不對勁，于是打電話報警了。伴隨著案件的偵查、審理，一個“組織嚴密、分工明確”的詐騙團隊浮出水面。

案情回顧

2019年3月11日至4月16日期間，吳某某通過網絡聯系夏某某和王某某，經過合謀，由吳某某負責出資先后租賃南京市某音樂餐吧、某餐吧、某餐廳等店面作為經營場所，并提供包裝看似高檔的酒水等，招募并組織徐某某、楊某某作為服務員，劉某虎、姜某龍作為“外圍”望風人員，以配合實施具體詐騙。

王某某還招募李某寶、蘇某玉等10多名男子組成“鍵盤手”團隊，租賃了遼寧省鞍山市某小區房屋作為“機房”，購買電腦、手機等作案工具供“鍵盤手”使用。同時招募“酒托女”團隊，王小可就是“酒托女”團隊一員，真實姓名叫孫某婷。和她年齡相仿的還有化名為“李佳欣”“劉菁”“趙雅”等10多名平均年齡只有20多歲的年輕女子。

在夏某某、王某某指揮下，各“鍵盤手”使用微信、陌陌等社交軟件和虛擬定位軟件，采取使用化名并冒充單身女性交友的手段結識被害人，以約會的名義將被害人約定在吳某某經營的場所附近見面。夏某某作為“傳號”，將各“鍵盤手”通過網絡聊天獲取的被害人姓名、年齡、職業、手機號碼等信息發送給李某某等“酒托女”，安排“酒托女”根據約定的時間和地點以“鍵盤手”聊天中使用的身份與被害人見面，由“酒托女”帶被害人進店消費，以騙取錢財。

王小可等“酒托女”帶被害人進入吳某某經營場所后，被告人劉某虎、姜某龍作為“外圍”負責望風、跟蹤并觀察被害人是否報警、協助“酒托女”擺脫被害人，便于繼續“接單”；被告人徐某某、楊某某作為服務員負責觀察被害人的經濟實力等情形，及時提醒“酒托女”控制消費金額，防止被害人報警，以配合“酒托女”實施詐騙。

事后，被告人吳某某和夏某某根據事先商定的比例分配犯罪所得，吳某某作為“店主”，按照詐騙金額扣除“服務費”后的15%的比例分配犯罪所得；剩余85%由“鍵盤手”和“酒托女”團隊分配，夏某某負責收款和記賬，分別按照每筆詐騙金額扣除“服務費”后按比例向參與的“鍵盤手”和“酒托女”分配犯罪所得。

犯罪團伙采用這種“細水長流”式經營模式，一個月下來，日均營業額數萬元。

法院判決

鼓樓法院審理認為，吳某某、夏某某、王某某、徐某某、楊某某、劉某虎、姜某龍等被告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，虛構事實、隱瞞真相，多次騙取他人財物，其行為均已構成詐騙罪，且系共同犯罪，均依法應予以懲處。綜合其他量刑因素，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至五年不等的刑期，并處罰金。

后被告人不服一審判決，上訴至南京中院，二審判決：駁回上訴，維持原判。

對話法官

小編采訪了本案的承辦法官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朱錫平。

問：受害人帶著特殊目的與“酒托女”進行約會、吃飯，是知道用餐價格后的自愿消費，構成詐騙嗎？

答：酒托女并非以真實身份與被害人見面約會，而是以“鍵盤手”聊天中使用的“虛擬身份”與被害人見面，鍵盤手聊天的內容使得被害人形成了包括對于對待給付、所追求的交友目的等錯誤想象，該欺騙亦是被害人財產處分重要影響因素，被害人因該錯誤而自愿實施了支付行為，王小可等“酒托女”的行為構成詐騙。

法官說法

對于“酒托宰客”行為的司法判斷，核心在于“宰客”的手段行為是否符合刑法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要素，被害人之所以承諾赴約并支付高消費，就是在“酒托女”虛構了戀愛、交友、一夜情等目的而作出的。“酒托女”的欺騙行為，能否影響被害人承諾的效力，這是“酒托”案能否定性為詐騙罪的核心，也是理解“酒托女”虛構見面事實與被害人支付價款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的重點。

“酒托”案件中，“酒托女”的欺騙已經使得被害人形成了關于對待給付、所追求的目的（戀愛、交友、一夜情等）的錯誤想象，此一錯誤事關重要事實，因為被害人的支付行為基于這一錯誤，沒有該錯誤，就不會自愿實施支付行為。因而被害人關于支付高消費的錯誤想象屬于重大瑕疵，導致被害人承諾的無效，進而肯定“酒托”行為的犯罪屬性。從這個角度而言，無論“酒托女”向男性網友提供的是假冒偽劣酒水，還是價格虛高的真酒水，都會因為被害人承諾的無效而具有構成詐騙罪的可能。

轉載自： 江蘇高院

來源：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